Guokaijun

从遮蔽之趣到魑魅之形
——郭凯军绘画艺术解读

郭凯军的油画是一种值得反复玩味的，浸满了深思和意义的艺术。
大概自2010年左右，他的画面中就开始出现一种蓝、白、红相间的篷布形象。这是一种强烈的、不调和的视觉刺激性元素，在一系列新闻镜头般写实的生存画面中频频出现，因而具有了某种符号的作用。对篷布的最初选择，依着我个人的推测，出于一种直觉甚至巧合，因为画面的选题有着明确的主题，该主题和篷布无关。此种主题，是要以一个社会和城市边缘人的视角窥视这个城市，窥视城市人的生活，甚至窥视窥视者自身。
然而，随着这种符号和窥视者、被窥视者之间联系的不断出现，艺术家似乎感受到此种联系本身具有的内涵。此种联系何来？当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如影随形般附着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种东西不正是值得我们反思之物吗？
显然，艺术家本人对篷布的敏感性，和对其持续的不间断的使用，并不只是起到符号的作用，而是有着工具性的功能。对篷布的每一种处理方式的转化，都暗示着某种意义表达方式的改变。这种改变是深思的；不是用语言和逻辑深思，而是靠着对形象意义的直觉。这种直觉产生于对生活的体悟，对社会的观察之中。
篷布是一种遮蔽。人生也是一种遮蔽。海德格尔就曾经告诫我们，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是被遮蔽的，获得真理，追求自由，就是要去除遮蔽，寻求澄明之境界。然而，篷布作为遮蔽何以能知？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其作为一种庇护存在于现代中国社会。篷布最能体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：固然，它所庇护的是社会边缘群体，所阻隔的也是边缘社会和主流社会，然而想一想整个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中国现代社会人的遮蔽是一种现代的廉价庇护。它失去了任何的象征性、美感、文化含义、永恒性；它的特点是无意义、粗陋、暂时性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莫不如此，从我们的居所到职业，从生存物质到精神寄托。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依托，这种依托是空虚。现代中国人的生存面临着意义消极、意义虚无的危险。
我们忽视人生状态是因为被遮蔽，而去除遮蔽的方法是描绘遮蔽。郭凯军的早期篷布俨然是一种遮蔽或者隔膜。它或者是半明半暗、影影绰绰的，或者是残破不全、撕裂张开的。正是这种模糊性，我们得以窥探城市的楼群，嬉戏的男女，温暖的巢穴，节日的欢欣。篷布内外，我们难以辨别就里，但观者的现实不是穿透隔膜所看到的五彩喧嚣，而是身边的暗夜、垃圾、肮脏、阴郁。
这种早期的表现方式是一种观者和被观者二元相应的模式，艺术家并不满于此，而是试图寻找更加切近的、更加富有想象力和挑战性的表达方式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当画家试图把遮蔽物和被遮蔽者结合为一体的时候，一种新的可以名之为魑魅化的图像模式出现了。
在名之为《向日葵》、《花猪》、《哭泣》、《动物》等一系列作品中，观者似乎进入了一种充满了冒险和惊悚的诡异世界。我们看到幽灵般行走的蚂蚁，或者洒脱可掬但布满了蓝红色条的花猪，或者在痛苦中散落和飘摇的人身，或者瘟疫般奔腾舞动、四处蔓延的异形……在这里，篷布不再是隔离和透射的障碍物，艺术家抽取了色彩和线条，赋予了构造性的力量。然而，此种构造是建立在对精神的人和动物解构的基础之上的。生命的形态还在，然而实体全无。这是一种被超现实主义者在画面的局部偶尔用之的手法，在郭凯军的艺术中获得了全面的表现性。
魑魅之形正是在对生命形体的解构、和虚无遮蔽物的实体化构造的结合中奇妙发生的。因此，对此种艺术我们也许可以作如是观：正是遮蔽才使人的形体虚无化、魑魅化。遮蔽不能使我们看到人的精神，只能看到被异化了的没有灵魂的躯体。我们玩味此躯体，实际上是玩味遮蔽之物本身。那种刺目的色彩、忸怩的线条，丝毫不真实的视觉的形式，成为玩物。而国人的精神需要靠着此种无意义得以窥视，得以建构。对魑魅之形的描绘，体现了艺术家对生存状态更加深刻的、痛切的、警世般的告诫。
从郭凯军的艺术中，我们能读出一种责任。艺术家在用自己的画笔思考当代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关注虚空而焦灼的精神世界。在这条艰险的道路上，他是一个独行者。